承认吧，没人不爱看《故事会》
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，短视频成为了当代人的精神食粮。
蹲个马桶的时间，你就可以听完一本书，或者看完一部电影，而对于动辄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读完的杂志和书，则是越来越陌生。
但曾几何时，年少的你却花上一整个暑假的时间，啃完了一本《故事会》全年合订版。
32开本、骑马钉、96个页码，是《故事会》的传统。
《故事会》1963年在上海创刊，截止到2020年已刊出近5万个故事，价钱也从两角六分涨到如今的六元。
它是当之无愧的国民杂志——曾在八十年代创下销售神话，月均发行量百万册，估计覆盖读者3亿以上。
同时，横跨近60年历史的《故事会》，也成为了社会变迁的最佳注脚。
最接地气的文学杂志
许多人都有过一段沉迷于《故事会》的时光，大多发生在小学或初中。
在那个好奇心旺盛的年纪，《故事会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教科书迥然不同、五光十色的世界。
里面有骇人听闻的神鬼故事、荒诞诡异的民间奇闻、惊险刺激的犯罪悬案……不仅令人上头，后劲还贼大。
时至今日，尽管《故事会》早已淡出大众视线，但网络上仍时不时会出现这样的控诉帖：
“《故事会》简直是童年阴影！”
其中给不少网友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一个小孩吃螺蛳的故事。
那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。母亲早早离世，父亲又酗酒，无人照顾的小男孩饿得每天只能在田野里掏螺蛳和河蚌吃，常常还未待食物煮熟便急匆匆地吞下。
有一次，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的头，没想到“咣当”一声，小孩的头居然直接掉地上了。
原来是螺蛳里的血吸虫，早已经把他脖子里的血肉吃空了……
还有一个蚂蟥版本的。
难怪长大后回过味来的网友，都把《故事会》比作童年cult片。
但在惊悚故事的皮肉之下，还包装着寓教于乐的精神内核，旨在用猎奇元素来揭示朴素的道理——
比如上述故事就教会我们，吃河鲜要彻底煮熟。
每期都能看到五花八门、趣味横生的奇异故事，《故事会》无疑是我们童年时最大的快乐源泉。
但耸人听闻的猎奇故事，只是这片故事海洋中的冰山一角。
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八、九十年代，《故事会》还刊登了大量农村人进城打工，对现代化生活感到手足无措的文章。
1987年刊登的一则市民初乘飞机的冷笑话。
比如1991年刊登的《都市揽客女》。
金玲从偏僻山壤来到繁华都市，成为了一名旅社职员，负责在火车站拉拢游客入住。
有一次，她为了帮助顾客擒贼，结果反被毁容。当众人排挤她时，却是旅社经理替她主持了公道，一时间，因为她的先进事迹旅社也趁机出名大赚一笔。
可后来，由于毁容后的金玲影响旅社生意，曾经力挺她的经理，却设下陷阱，将金玲赶走。
一切，都不过是一环套一环的城市骗局罢了。
幸好金玲留下了录音证据，最后成功揭露旅社经理的虚伪嘴脸。
像这样描述朴实的小人物进城工作，被人欺负、看不起，最后又扬眉吐气的故事，在《故事会》中数不胜数。
在更多反映社会变迁的故事里，我们还能直接窥见时代潮流的汹涌起伏。
1997年香港回归，中国股市牛气冲天，迎来了全民炒股的时代。据老股民回忆，“当时办公室里十人能有八人买股票。”
同年《故事会》9月刊登载的《古建国炒股》一文，就讲述了一个关于炒股的哭笑不得的故事。
编者如是说。
古建国是一名国企员工，看别人炒股看得眼热，也借了五千元钱，一头扎进股市中。
没想到他运气不佳，不是被套牢就是踏空，弄得焦头烂额。就在此时，他发现有个干瘪老头，闷头填了好几张十万股的单子，那几只股票后来果然猛涨。
他认定那位干瘪老头是世外高人，于是死缠烂打，誓要拜他为师。
在老头的指点下，短短两年，古建国就赚进了五百万元。赚得盆满钵满后，老头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90年代初，梦想着一夜暴富的股民挤爆了证券交易所。
古建国仍天天跑股市，但失去高人指点后，他在股市中连连失利，越输越急，最后把赚来的钱又全都拱手送了回去，账头上只剩下五千元。
曾经的财富与风光，都成了过眼烟云。
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位干瘪老头其实是青山精神病院的患者，就是炒股炒疯了的。
用小人物大起大落的悲喜故事，来见证大时代的风起云涌，可以说是《故事会》的拿手好戏。
除了挖掘特殊的人物故事之外，《故事会》还通过丰富多样的栏目，拓宽读者的视野。
比如常见的历史栏目“谈古说今”“中华奇谈”等，就讲述了大量明清期间的民间故事，主题多是官民矛盾、科举制度、官场的勾心斗角等。
而在连BP机都没有普及的时代，《故事会》上甚至还刊登过许多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。
比如在1987年的5月刊中，就刊登过爱伦·坡的《看不见的凶器》。
老读者更熟悉的，还有1987年首次出现，并保留至今的长寿栏目“阿P系列幽默故事”。
阿P这个人物，灵感取自鲁迅笔下的阿Q。编者这样介绍道：“阿P正直、朴实，却又有许多不良习性，自以为很聪明，却又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。”
简而言之，阿P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。
有一次，阿P买了摩托车接送孩子上学，却申请不到牌照，于是抱着侥幸心态无证上路。
遇到警察查证时，他出于心虚，拧油门一溜烟跑了，没想到摩托车起动太急，一下子把孩子甩了出去。
还有一次，阿P发现自己的剃须刀里出现了奇怪的白胡茬，于是疑心妻子小兰出轨。
经历了一番疑神疑鬼的调查取证，阿P把那根白胡子和“奸夫”的一根头发拿去比对鉴定，没想到的是，白胡茬竟然是猪毛。
原来小兰拿阿P的剃须刀去刮猪毛了……
阿P与妻子小兰的漫画形象。
阿P算不上聪明，为人也市侩小心眼，总会闹出些啼笑皆非的笑话。
但看着阿P，总觉得亲切极了，不禁想起我们的父母、亲戚和邻居，他们都跟阿P一样，一身缺点，却靠着诚实与劳动，将小日子经营得丰富而热烈。
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，正是倚靠这些有意思又接地气的专栏，《故事会》为许多读者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
一本用来听的刊物
在《故事会》诞生之前，民间就已出现一种特殊岗位——故事员。
60年代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，而“讲故事”就被视作这场宣传中“最为灵便的轻武器”。
不用化妆、不需道具，训练有素的故事员凭借一张能说会道的嘴，将政治思想包装在引人入胜的故事里，对群众进行春风化雨的教育。
但故事员的肚内存货毕竟有限，一个故事重复讲，群众都听腻了。如何解决素材日益枯竭的问题？
1963年7月《故事会》的创刊号中，“编者的话”就明确指出了创办目的：
“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给故事员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。”
可见，彼时的《故事会》不是用来“读”的，而是服务于“说”与“听”。让故事员讲起来顺口，群众听得清楚，是当时刊载文章的最低标准。
《故事会》中还有不少分享讲故事经验的文章。
那么故事从哪里来？自然还是从广阔的民间来。
《故事会》的老编辑钱舜娟记下了当年采录故事的情形：
“我们经常拎着、扛着三十多斤重的老式录音机，到文化宫、俱乐部、青年宫、工厂、里弄和郊县文化馆去参加故事活动。”
他们把讲得较好的故事录下来，与故事员一起确定故事主题、安排故事情节，再整理成浅显易懂的文字。
文章编写好后，还要拿到群众中去反复试讲和修改，才能最终刊登出来。
在当时的目录上，能看到“xx口述，xx整理”的备注。
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，故事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。1965年的《故事会》就记载了一则宣传成果：
“山东淄博市罗村公社截至65年3月止，共向社员讲革命故事1100个，受教育人数达3万多人，同时培养故事员150人。”
然而好景不长，这股全国上下的讲故事热潮，很快被浇了一盆冷水。
1966年，“文革”开始。全国的期刊种数从接近800种，骤降至20多种。《故事会》也迎来了停刊的命运。
直到1974年3月，《故事会》更名为《革命故事会》，正式复刊。
这个时期的《革命故事会》比起一本通俗刊物，更像是讲述阶级斗争，宣传意识形态的“样板戏”读物。
1977年第一期《革命故事会》目录。
1979年1月，“文革”结束三年后，《故事会》悄然把“革命”二字从刊物名称中去掉。
熬过了十多年的文化焦渴，出版业在80年代迎来了触底反弹，出版物百花齐放，种数暴增至1980年的两千多种。
1984年，相关部门出台文件，规定期刊除个别之外，需要自负盈亏。《故事会》自此投身市场化浪潮。
1985年，《故事会》的发行量达到了巅峰的760万册，创造了当时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。
彼时，《故事会》的红火可谓辐射全国，男女老少人手一本。绿皮火车上，大姐手推车里卖得最好的，不是香肠和方便面，而是《故事会》。
同时，《故事会》也从宣传工具走向了民间叙事。
这从《故事会》紧跟社会发展的栏目设置便可见一斑。
1988年新增的栏目“都市新传说”，反映的是城镇市民的日常生活，比如自由恋爱、国外文化冲击、年轻人进城打工等主题。
以及世纪之交，标志着网络、手机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栏目“点击网络故事”“手机哈哈堂”等。
1995年，《故事会》确立汉代说书俑为刊徽，沿用至今。
到了千禧年后，这本小刊活力依旧不减。
2004年，《故事会》改成了半月刊，分为红版和绿版，还增加了20页的全彩页。
许多办刊的理念与方式也被保留至今。比如编辑们仍用把故事讲出来的方式修改文章。“讲得出，传得开”仍是选编文章的核心标准。
如今，在数字化阅读的冲击下，《故事会》的实体销量下滑至数十万册。
为了跟上时代步伐，这本花甲刊物开通了“听故事”的功能，读者通过扫描二维码，便可收听故事音频。
某种程度上，却是对刊物精神的一种回归了。
人人都爱《故事会》
如今再提起《故事会》，大多数人会感到遥远而陌生。
就连许多曾经的忠实读者，也不敢相信在2021年的今天，《故事会》竟然还活着。
编辑部的老地址，还在上海的绍兴路74号，一座被树荫包裹着，有着书香气息的红砖瓦楼。
多年来，关于《故事会》“低俗”的争议一直未停止。
《故事会》曾刊载过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，如今都成了话柄，被曾经热爱过它的读者批为没有营养价值的地摊文学。
而书末售卖窃听器、迷情药的小广告彩页，更是暗示了它难登高雅之堂的刊物定位。
宛如狗皮膏药的小广告。
甚至有学者认为，《故事会》只是通俗文学的一角，无法纳入民间文学的范畴去进行评判。
但是，把时间拨回到十几年前，讨厌课外书目的我们，却躲在被窝里捧着《故事会》读得废寝忘食，靠着它消磨了青春期的漫长时光。
那是我们第一次体会到阅读的快感，很多人因此培养起了阅读习惯。
五条人乐队主唱仁科记得，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，他看了很多《故事会》，那是他阅读生涯的起点。
确实，在今天看来，《故事会》中的许多故事都有媚俗之嫌，经不起时代的推敲。
但对大众读者而言，在那个精神匮乏的年代，他们恰恰需要《故事会》这样的刊物，来填补官方、主流的话语之外，那大片底层、民间的叙事空白。
在包罗万象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大千世界的无奇不有，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灰暗，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，同时也更具吸引力的世界。
《故事会》就是我们逃往奇幻世界的窗口。
正如现主编夏一鸣所说：“《故事会》的阅读功能就是暂时地割断了读者个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，但又使读者与作品中的宇宙建筑新的关系。”
《故事会》长期以来秉承一个办刊理念：眼睛向下，品位向上。
向下的眼睛，寓意故事需要接地气，深入到老百姓中去；向上的品位则意为，故事要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在《故事会》前主编何承伟看来，故事就像一剂人生药方。
无论故事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，它传达的仍旧是“做人的基本道理”，如诚实守信、母慈子孝等朴素的普世价值观。
而到了互联网时代，讲故事的方式确实发生了极大变化。
年轻人通过拍摄视频，记录下最接地气的生活日常，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。
如今，这个民间叙事的话筒，由哔哩哔哩的UP主们接过来，并传承下去。
因此，当新鲜出炉的2020年度百大UP主登上《故事会》的封面时，可以说是既出乎意料，又在情理之中——这是两代民间个体叙事者跨越时代的交织联动。
用《故事会》的方式重新诠释百大UP主的故事，会碰撞出怎样的新鲜感？
想象一下，UP主啊吗粽领导着一支地球护卫队，打败了入侵地球的邪恶势力；
敬汉卿与贝爷困于荒岛上，吞下一切能吃的高蛋白食物；
党妹则化身战国时期的女刺客，凭借高明的易容变装术，轻松地完成了刺杀任务。
这卷B站百大UP主的浮世绘，你可以在《故事会》2021年2月上刊中读到完整版。
《故事会》是连爸妈那辈人都喜闻乐见的读物。
这次，百大UP主们这么优秀，爸妈终于都知道了。
有故事的人，都在B站。
当百大UP主登上国际知名大刊《故事会》，会是怎样的一种画风？
点击下面这条主题影片，收看最具烟火气的封面拍摄现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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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贾娅莉，《故事会》杂志（1963-2005）研究
[2] 方仁，眼睛向下，品位向上——访《故事会》主编何承伟
[3] 李晓晔，《故事会》：大理论撑起“小”刊物——访《故事会》杂志主编何承伟
[4] 钱舜娟，《故事会》创刊的前前后后
[5] 王姝，《故事会》复刊后的新故事理论探讨及其生产实践
[6] 丁永勋，《故事会》品牌的成功经验、存在问题及品牌升级之路
[7] 夏一鸣，《故事会》与接受美学
[8] 郦亮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，换个方式讲下去
[9] 李云，从群众文艺到通俗文学——《故事会》（1979-1986）在新时期的转型兼及“80年代通俗文学热”
[10] 沈国凡，何承伟与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
[11] 何承伟，我和《故事会》的故事
作者 | 老妈蹄花
编辑 | 会厌
运营 | 然鹅